翔哥的星期五 | 逃离大城市，逃了个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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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理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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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王翔。我上世纪80年代出生在江苏农村，15年前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北京、新疆、上海和浙江生活，靠着一支笔走南闯北，一直在路上，梦想做旅人。我读过政治学本科、法学硕士、管理学博士，做过经济学博士后，先后在政府、企业和高校做研究，现在的研究旨趣是城市数字治理和都市人类学。我爱好广泛，几无专长，沉迷于非虚构写作，不擅长写论文，更不会申报课题，是个典型的学术“混子”。

坦率地讲，要不要写这样一个每周一更的专栏，我是有过犹豫的。因为我对城市的感知和洞察跟这个领域的很多专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最终我说服了自己。

一方面，写作本身就是一个学习和积累的过程，如果各位看官能在这一过程中看到我的成长和进步，那又何尝不是一件美事呢？我现在是青年学者，等到我成为中年甚至老年学者的时候，如果各位看官能说：这家伙还有点儿东西，我就心满意足了。

另一方面，写作也是一种行动，它是对重重迷雾遮蔽的普通人的体验与意义的挑战，更是围绕着由谁来掌控城市变迁的叙事的斗争。写作者本身也是行动者，我希望通过对城市故事的讲述，促进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对话。写作的目的不是说教，而是为了情感的互通与生命的共存。

鲁迅先生说过“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但他也说过，“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前者是极冷的眼孔，后者是极热的心肠。知识分子大概就应该是这样的吧。在这个专栏里，我写的是“附近”，特点是“在场”；我写的是城市，关心的是城市中的你我他。恳请各位看官给我批评与建议，让我们共同期待和造就城市的美好未来。

逃离大城市，逃了个什么？

故乡的传统文化与儿时回忆早已被市场的大潮风卷残云，除了爸爸的一桌菜、妈妈的一顿唠叨，故乡已经什么都不剩了。现代化带来的同质性特征正在不断消解着“地方”的意义，看来逃离了眼前的苟且，也未必就能找到诗和远方的田野。

这是专栏“翔哥的星期五”的第2篇文章。

出生农村的我，在大城市晃荡了20多年，总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梦想。如今回到平静的大学校园，虽然拒绝了当“社畜”，告别了“996”，却依然不能“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一边辛劳于养房、养车，操心自己和家人的养老；一边眼瞅着身边的朋友有的加官进位了，有的财务自由了，有的晋升职称了，焦躁和恐慌总是挥之不去。

纷纷扰扰之下，田园生活仿佛总在向我招手。不敢下决心卖了房子去大理，至少可以先回老家看看吧。于是我也跟很多年轻人一样，踏上了暂时逃离大城市的道路。

散戏卖熟藕

传说老家的庙会始于明朝嘉靖年间。由于倭寇频繁袭扰，当地的士绅就在“东岳大帝”黄飞虎寿诞那天，在东岳庙举行祭拜仪式，以忠肝义胆的武成王黄飞虎作为精神领袖，招募乡勇、抗击倭寇。

从那以后，每年这一天东岳庙都会举行盛大的仪式，宣读《祭东岳大帝》祭文，撞钟、敲鼓、鸣炮、焚香，恭祝东岳大帝寿诞。人们面对东岳大帝的神像叩拜之后，就在神像对面的戏台上演戏。名曰请神看戏，更是老百姓欢聚一堂与神同乐的好时候，演到精彩之处，鼓掌喝彩声此起彼伏，想必神仙是不会怪罪的。

图 1 近年重建的东岳庙

人们看了半天戏，腹中难免空空落落，于是便有商贩叫卖各种风味小吃，最受欢迎的是糯米藕。老家河湖纵横，盛产莲藕，小贩们推着炭炉、上架大铁锅，用河水把灌了甜糯米的藕煮熟。熟藕可以切片吃也可以整个儿拿着咬，既饱腹又解馋，实在是看戏之后的不二之选。

图 2 庙会上的莲藕

记得有一次我用饭盒装着糯米藕坐飞机回北京，安检时查出里面有液体不让随身带，我便当着安检人员的面打开饭盒，咕咚咕咚把甜汤全部喝下肚，虽然齁得慌也不舍得浪费一滴。

虽然抗倭已成往事，东岳庙会却在历经百年沧桑之后一直延续了下来，到民国时期最为鼎盛，方圆百里的人们都会来赶庙会。“散戏卖熟藕”也成了当地广为流传的俗语，意思是一件事已有定论或者无力改变了，简称为“散戏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东岳庙会停办，取而代之的是物资交流会，简称为“交流”。庙会是彻底“散戏了”，原本作为配角的交易成了主角，只有那句“散戏卖熟藕”一直流传至今。

图个热闹

计划经济时代，没有“商品”，只有“物资”。然而人们的吃穿住行并非那么容易计划，于是互通有无便成了迫切的需求，庙会也就顺理成章地变身成了物资交流会。农村集体经济的主要载体——供销社是交流会上的主要卖家。

那时的小镇连水泥路都没有，只有粮管所门口的一块晒谷场算是稍大点的空地，来自各地的供销社的代表就在田埂地头摆下摊位。我家正好住在靠近小镇中心的“黄金地段”，有个亲戚在邻县一个乡镇供销社当主任，每年都托我家人帮他们提前占个好位置。那时候没有电话就写信，或者上一年就说好了明年还来。车马很慢，约定也就格外珍视。

江淮水乡的公路和铁路交通起步较晚，水路却是四通八达。附近县乡供销社的人们有的开着挂桨船、有的划着船前来赶集，路程少则两三个小时，多则大半天。因为来往不便，晚上就露宿在摊位上。

图 3 挂桨船

占了人家门口的地方摆摊，自然要给人家客气客气。不过那时候没有“租金”这一说，卖吃的就给人家一点吃的，卖布的就给人家一些布头，请人帮忙干活儿也只是管顿饭。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虽然卖的只是些现在看来稀松平常的日用品，也能吸引周边乡镇甚至城里的亲朋好友前来赶集。每到这时，我家就成了一个“接待中心”。住在邻村的外公外婆每年是不请自来，步行十几里路也是轻轻松松，七大姑八大姨们则是从县城和周边乡镇骑自行车来赶集。现在开车二三十分钟的路程，那时候要骑一个多小时的车，当天往返也就不太可能。家里只有两间窄小的平房，大家能在床上挤挤就挤挤，挤不下就打地铺。虽然条件简陋，倒也其乐融融。

春暖花开的季节，既适合赶集，也适合聚会。女人们聊聊家长里短，爸爸就陪着连襟们把酒言欢。白玻璃瓶的洋河大曲，人均都能喝一瓶左右，“一方面是平时买不到那么多品种的东西，更主要的还是图个热闹”。

过渡年代

作为80年代生人，我的童年赶上了“供销社时代”的尾巴，也就是集体经济解体、个体经济兴起的过渡年代。供销社卖的卖、分的分，供销社的领导也没有动力到庙会上吆喝了。以前只能叨陪末座的个体户，逐渐开始唱起了主角。小镇的领导也看到了商机，把小镇中心几百米长的街道划分成摊位，向商贩们收取一定的租金。那些不在小镇中心的临街住户，也把家门口的地盘出租给商贩。

随着个体经济的繁荣，赶集的商品也更加丰富了。家具家电、日用百货、农具渔具、花鸟鱼虫应有尽有。摊位上有手工编的簸箕、篮子、蓑衣、斗笠、长鱼二子（一种捕捉黄鳝工具），各种农作物的种子、秧苗，铁匠打的铁锹、锄头、钉耙……

图 4 长鱼二子

老家盛产毛竹，竹器的摊位远远多于木器。毛竹浑身都是宝，最粗的用作建筑材料，盖房子用的脚手架是它最大的用武之地，稍细的就做成各种农具以及桌椅板凳，最细的用来做扫帚。

图 5连枷（一种竹制农具，用来打谷）

卖东西的摊位之间，还点缀着练武术的、占卜算命的、卖狗皮膏药的、吹糖人的、耍猴的、变戏法的、拔牙的、正骨的……三教九流轮番登场。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三个球在三个杯子里来回穿梭的神奇戏法，每次我都能出神地盯着看半天，却因为囊中羞涩而从来不敢下注。

因为镇上被挤得水泄不通，学校也只能放假。对孩子们来说，“商品”虽多，也只是看看而已，其魅力远不如“食品”来得实在。河边上，一个个煮着糯米藕的大铁锅冒着热气，空气中都弥漫着香甜，河里还有熬糖稀做冰糖葫芦的船民，榨甘蔗汁的摊位则是我们对杠杆原理的最早启蒙。家里为了招待亲戚也要备上好肉好菜，孩子们可以像过年一样一饱口福。

逛的就是个物美价廉

进入新世纪，市场的力量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全国，水乡也不例外，改变最大的交通。

两条新建的国道和省道分别从小镇东西两侧穿过。两条路都是仅次于高速公路的一级公路，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100公里，路面黑白分明，视野开阔，交通标识清晰醒目，两侧的绿化带花红柳绿。一辆辆货车满载着不可阻挡的现代文明，闯进了水乡的生活。

从2019年开始，镇政府把赶集的地点从小镇中心转移到了连接小镇和省道的一条宽阔马路上，我家刚好也在几年前从小镇中心搬到了这条马路边，一不小心又占据了“C位”。

不过，沿街的住户已经不能从出租家门口的空地中分一杯羹了。镇政府把马路承包给了一个专门组织集市的商人，他再把这条路划成一个个摊位分租出去。参加赶集的商贩大多也都是他的固定合作伙伴，他们形成一支大小货车组成的流动大军，从山东、浙江、河南、安徽等地赶来，从车牌号来看最远的来自辽宁。摊位上，复读机一样的大喇叭取代了肉嗓子的反复吆喝，口音也从地道的本地方言变成了各种变调了的普通话。

    
与90年代相比，赶集的内容也有了不小的变化，工业产品取代了本地的手工制品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十块钱的旅游鞋、二十块钱的牛仔裤、四五十块钱的羊毛衫，东北的大花袄，不知真假的名牌运动服，还有广东的菠萝蜜、海南的椰子、福建的贡柑，号称来自内蒙的羊肉串。游艺活动也比之前的耍把式卖艺“高级”了许多，射箭、气枪、旋转木马、过山车……赶集成了一个乡土版的“奥特莱斯+嘉年华”。

图 6 东北大花袄

这几年火遍全国各地集市的“开心套大鹅”，是赶集时最能引起众人围观的项目。20块钱15个圈，50块钱40个圈，套到鹅脖子上就可以把鹅带走。偶尔有人套中一只，人群中便响起一阵欢呼，不过大部分时候只有套不中的叹息。那些鹅就好像跟老板商量好了一样，看到圈圈飞过来就把头一低、脖子一弯，所以总也套不上。

图 7 开心套大鹅

亲戚们都不来了

专程赶回家，拉着我爸连逛了三天，可我还是找不到儿时的趣味。这些稀松平常的东西，为什么还有人买呢？“最主要的是便宜。赶集嘛，逛的就是个物美价廉”。用大城市里流行的话来说恐怕就是“消费降级”吧。

图 8 消费降级

虽然我家已经盖起了二层小楼，亲戚们来我家再也不用打地铺了，可是赶集的时候还是没有一个亲戚来我家住。“卖的东西没什么特别的，他们看不上了。就算真要来，现在交通那么方便，开车来逛完就可以回去，也就不想麻烦别人了”，我爸说。

每天陪着我赶集，爸爸总能碰到好多熟人，而我儿时的玩伴大多忙于为了生活打拼，不像我在大学里有那么多闲暇，我只好一个人重新看看这个养育我长大但已经很陌生的地方。

传统上县城的中心已沦为贫民区，那些90年代拆掉青砖街巷盖起的没有电梯和车位的逼仄小区，正苦苦等待着遥遥无期的二次拆迁。小城的近郊，一个个新开发的楼盘正在拔地而起。那个全国到处可见的“XX广场”，房价涨到一万五还供不应求。这个城乡结合部的商业、办公、住宅综合体，尽管配套尚未完全建成，已经能让我在这个四五线小城看到大城市习以为常的堵车。

站在广场边，我不时感到恍惚和茫然。这里到底是他乡还是故乡？或者说，他乡和故乡，哪一个才是我心里的故乡？

想找找八九十年代老城的照片，追寻一下儿时的回忆。可是那时候相机不普及、手机还不存在，照相的价钱不便宜，自然不舍得用来拍那些寻常巷陌。问了一个中学同学，他父亲曾在县里的电视台工作，得到的回答是“没有哦，你百度下吧”。

尾声

“福建贡柑便宜卖了，保甜”，在我家门口循环播放了四五天的吆喝声终于偃旗息鼓。那天清早，我出门散步，一辆辆大货或是小面正排着整齐的队伍赶往下一个集市，带着一车车没卖完的廉价商品，也带走了我对诗和远方的向往。不多时，我也开车离开了家乡。

故乡的传统文化与儿时回忆早已被市场的大潮风卷残云，除了爸爸的一桌菜、妈妈的一顿唠叨，故乡已经什么都不剩了。现代化带来的同质性特征正在不断消解着“地方”的意义，看来逃离了眼前的苟且，也未必就能找到诗和远方的田野。

扩展阅读：李怀印，《华北村治: 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中华书局，2008年7月

今日编辑 / 辛昊航

责任编辑 / 戴晟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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